赵国:可遇可求,方为文创
编辑: 文化渝中 | 来源: 文化渝中 | 类型: 文档 | 时间:20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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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

       七雄设计创始人,可遇文创艺术总监,重庆创意设计家协会发起人、理事,重庆交通大学“学生智造”导师,2014年中国十大创意设计杰出青年,资深设计师、创意人。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赵国目前的主业还是广告设计,“可遇”只是他为自己孵化的一个“文创品牌”,”希望将来可以涵盖茶馆、咖啡馆、餐馆、民宿、酒店等行业,现在则特指他的竹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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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的经历相当丰富。

       小时候,家族中手艺人很多,有做木匠的,有做石匠的,父亲又是一个手艺不错的篾匠,耳濡目染,自己也能写写画画。

       初中时,隔壁漆匠给雇主的家具上漆,赵国帮忙在家具上画画,自作主张画了马、松树和风景,而不是传统约定俗成的蝴蝶、喜鹊这些乡土流行的喜庆图案,没想到主人喜出望外,好酒好肉招待,付钱也很爽快。

       那以后,赵国就不想上学了,觉得每天跟漆匠在乡村里转悠,搞些业务,每天有两元收入,有酒有肉,过着神仙日子,上学有什么意思。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还有好几家上门提亲,据说邻村好几个姑娘随便他挑。    23ZY_U42OC%`4OU`)@1}W%6.png

       赵国最终还是没有成为一个乡村知名的漆匠,而是上了医专。

毕业后分配到北碚一所疗养院,事业单位,工资不高,清闲,本想不再折腾,当个医生也不错,可临床就诊发现自己竟然晕血,医生生涯戛然而止。

       好在赵国从小就热爱艺术,转身下海,去广州一所医药公司研发药品,做包装设计,之后返回重庆创办了自己的“七雄设计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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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重庆还没有收设计费的概念,赵国算首开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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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遇“作为一个文创品牌,其实是赵国对自己个人兴趣的延续。他热爱雕刻、陶艺以及各种手工艺品的设计和制作,于是投入资金,希望能在主业之外,找到新的创业热情。

       不过现实并不乐观,涉足文创产业不久,他就碰到了一系列难题,比如内地生产工艺水准滞后,文创产品的量产难以实现,另外还要建立自己的库存和销售团队,找到稳固的市场,这些都需要更大的资金投入,“对一个设计师来说,创作的同时兼顾这些问题,比单纯做广告公司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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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是个推崇“工匠精神”的人,不愿过多纠结于这些问题,于是重新定位,目标锁定在竹雕上面,“之前铺得太开,别人不理解你究竟在做什么,调整之后,人家说,哦,你的竹雕不错啊”,结果是标价数千的竹雕也有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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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更愿意称自己的竹雕为艺术品而不是产品。

       产品意味着量化,而竹器材料本身比较低廉,价格优势不明显,还要与市场上那些洪水般倾销的低劣工艺品竞争;而艺术品,就是“我作为一个设计师的个人爱好,你喜欢,多少钱都愿意买,不喜欢,那我敝帚自珍,孤芳自赏。”

       同为竹雕,还有实用器物和文玩产品的区别,实用器(如杯子、茶具、笔筒)一类的产品,如果投入大量时间设计雕刻,却只能卖出量化生产产品的价格,显然不划算,要想获利,只能提高作品的艺术性和文化附加值,价格相对昂贵,却是“限量版”,“比如一件作品在茶馆里有人买走,我不会再做第二件,你买的是赵国在那个时间段里全部的灵感和创意,买的其实是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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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赵国看来,现在国家虽然大力扶持文创产业,重庆各区都有自己的文创园区(其中鹅岭民国时期的印钞厂改建的艺术区相当有国际范),硬件和资金都有了,但似乎并没有形成一套相对成熟的产业链,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原创产品只停留在为文创园区充实内容的层面上,没有实现销售,也就没有后续发展,更谈不上为一个城市创造知名文化品牌和相等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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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包括可以合作的生产厂家和生产工艺、有实力的资金合作、投入,更重要的还有对艺术家、设计师的文化产权保护,没有这些,文创产业就会流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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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走在前面,台湾地区和日本在文创方面可能是个好例子。

       台湾地区的文创产业为什么相对成熟?因为有当地政府扶持,不但有资金投入,还帮艺术家配置各种资源,寻找销售渠道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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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由于其国民性和文化传统,推崇“匠人精神”,产权意识也很清晰,所以日本人以家族和工坊的形式推出的各种日用器具,如铁壶、陶艺、瓷器、纸扇等日用品工艺精湛,功能和审美都能兼顾,卖出天价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口碑。

       赵国说他参观过日本一个生产烟斗的家族工坊,烟斗本是欧洲人的文化,工坊主人拿过来,通过不懈努力,一个烟斗能卖出上万、几十万的价格,“文创是商业和艺术的高端结合,它所体现的商业价值能给手艺人以成功艺术家同等的尊严,保护和激励他们的创造激情。当然,一个相对恒定和繁荣的社会环境和商业形态也很重要,比如明朝社会稳定,中产阶层增多,所以文征明、沈周的画才值钱,而当他们把画题在扇面上,那把扇子也就身价不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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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话的时候,赵国坐在大坪时代天街c馆5号门自己的“知竹”茶馆里,头上一盏形似装置的竹编灯笼(让人想起王家卫《东邪西毒》中那个象征主义的鸟笼)——那是他和学音乐的妻子自己动手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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