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正式播出日本投降消息……电影明星张瑞芳和金山夫妇跑出家门，随激动的人群涌向市中心。经过一家舞厅，见那里平静如常，张瑞芳便拉着金山跑上台，对着麦克风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知道吗，日本人已经投降，你们要跳舞就到外面跳吧！”金山看见赵丹在人群中像篮球一样蹦跳，于是跑过去和他抱在一起，连跳舞带转圈，直到赵丹撞到一个玻璃柜台上受伤被送往医院，这场狂欢才告结束。
——话剧史家石曼的回忆
在1945年8月10日重庆庆祝日本投降的狂欢队伍里，我们可以见到众多中国电影大咖的身影。抗战时期，大批电影精英来到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电影重镇，主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大后方电影时代”。
▷抗战时期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舒秀文、张瑞芳、白杨、秦怡
>>>>“中制”“中电”携电影精英入渝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电影整体上形成了大后方、上海、香港、沦陷区、根据地五个区域“同步错位并存”的格局。包括重庆在内的大后方的电影出品单位主要有5家，除了西北影业公司迁到成都只存在不到1年半时间，剩下4家，抗战时期都在重庆。它们是：先后于1942年、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直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以及分别迁入渝中区和南岸区的“中制”和“中电”。
▷抗建堂建成广告及旧貌
“中制”，即“中国电影制片厂”，1935年成立于武汉；1938年9月迁至重庆；1946年再次迁移到南京；1948年8月迁到台湾。“中制”在重庆落脚在观音岩纯阳洞，并修建了后来的“抗建堂”。枇杷山上的金刚塔，便成了该厂影片的厂徽标志。
▷1931年建成的菩提金刚塔
“中电”，全名叫“中央电影摄影场”，1933年成立于南京，是中国国民党官方的电影制片机构。1937年12月，“中电”迁到重庆，先以上清寺“范庄”（范绍增公馆）作临时摄影棚，随即租用重庆富商黄锡滋在南岸玄坛庙（今南滨路）黄家巷的别墅作办公和摄制场地，并在道门口设有办事处。1946年《重庆市区地图》上，玄坛庙黄家巷还标注有“中电制影厂”。1945年10月，“中电”迁离重庆，之后分别于长春、北京、上海建厂。
▷黄家巷“中电”旧址（何智亚《老城》）
随着“中制”、“中电”以及上海影人剧团迁到陪都，大批影星、名导演、名编剧来到了重庆。
其时，“中制”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和编导委员会主任阳翰笙的领导下，团结了众多进步电影工作者，如史东山、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郑君里、陈白尘、舒绣文、张瑞芳、秦怡等，职员从最初的220人增加到466人，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制片基地。
▷郭沫若（中）为《塞上风云》（1940年）摄制组送行
比“中制”来得更早的“中电”，旗下拥有孙瑜、赵丹、白杨、王人美、胡蝶、吴茵、顾而已、沈西苓、黄宗江等著名导演和演员。
抗战时期的重庆，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电影界的所有精英，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电影编、导、演和制作人才，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家巷6号2栋白杨旧居（何智亚《老城》）
>>>>星光灿烂的“大后方电影”时代
当时的重庆，生产的影片很多，有《火的洗礼》、《还我故乡》、《孤城喋血》、《中华儿女》、《克复台儿庄》等一大批激励人民抗战救国的电影。而那时城里有名的影院也不少：国泰、唯一、抗建堂、实验、劳动……影片在重庆制作，在重庆上映，形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后方电影”时代。
▷赵丹、白杨主演的《中华儿女》
那时的重庆，街头巷尾随处是谈论明星的龙门阵。谈论最多的，是“四大名旦”之首的白杨。1937年10月，白杨随上海影人剧团在朝天门登岸，欢迎的人群早已挤满了码头。因为之前16岁的白杨和赵丹主演的《十字街头》已经轰动全国。
到重庆不久，上海新华影片公司许以别墅一栋、汽车一辆，高薪请白杨回上海拍电影；明星公司也通知白杨回上海复职，除月薪300元外，拍电影报酬另计。白杨坚持留在了重庆拍进步电影，过着吃平价米、用海椒面拌牛皮菜的清苦日子。
▷白杨《长空万里》剧照
在玄坛庙中央电影摄影场，白杨先后出演《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和《青年中国》等影片，并将部分收入捐献抗日。在重庆和成都的舞台上，白杨还主演了《屈原》、《雷雨》、《日出》、《天国春秋》、《复活》等著名话剧，被誉为当时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
▷演谁像谁的赵丹
半年后，赵丹随上海抗日救亡演剧队来川，一见面就冲着白杨手舞足蹈哼起了即兴杜撰的歌儿：“小杨，小杨，还有咱怪模样的老板娘，今朝相会在异乡。莫道前路多艰难，我们好比上沙场。没有后退只向前，演戏就是打东洋。”
▷张瑞芳
抗战期间，张瑞芳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回忆录里表示：“我们那时虽然很穷，但精神上却很开朗。周总理常利用请我们吃饭的机会，给我们讲形势，我们也向总理反映情况，他心平气和地听。”
▷秦怡
秦怡来重庆时还是名16岁的学生，抗战期间她在重庆生活了6年，重庆是她艺术生涯开始的地方。她在《回忆在重庆的日子》中写道：“我演了好戏，有了一点点成绩，他们（指周恩来和邓颖超）就鼓励我；我演了坏戏，他们就教育我；我生了病，邓大姐还亲自来探望……这一切，使我在幼稚的心灵中，开始树立了要做一个好人的人生观。”
>>>>纪录片达到新高点
▷郑君里一家1942年在纯阳洞
大后方电影的最大成绩表现在纪录电影创作方面。当时拍摄的200多部影片，只有17部故事片，其余都是纪录片。在大后方电影中，虽然故事片只有17部，但它们几乎都是紧扣抗战话题产生的纪实性故事片。
重庆摄制的纪录电影达到了中国电影史上前所未有的高点。由郑君里编导、历时三年远涉数省完成的大型纪录片《民族万岁》，讲述了汉、蒙、回、苗、彝等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各民族人民身处抗战大潮中的踊跃表现。
▷日军俘虏本色出演电影《东亚之光》
抗战时期，由于重庆的电影产业基础是官营电影体系，加上民族危难，使当时重庆出品的每一部影片都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成为抗战的有力武器。著名戏剧教育家余上沅当时在《时事新报》上评价说：“重庆电影使娱乐变成了教育，使闲散悠逸变成了勇敢进取，都是慷慨激昂的抗战故事，我们再也不要看些风花雪月浅薄无聊的作品了。”
>>>>电影市场空前繁荣
▷国泰戏院
“已看过者请勿再看，以免场场拥挤；未看过者敬请早临，以免向隅。”
1940年2月，重庆某影院在报刊上刊登的这则启事，足见当时影市之火。据统计，当时“中电”出品的影片平均每月有7万人观看，意味着每天有2000余观众；“中制”平均每天有该厂出品的一部半电影在放映，全国人口每250人中即有1人看该厂的电影。
▷《日本间谍》剧照
抗战期间最火的一部电影，可说是“中制”出品的《日本间谍》。1943年4月，影片在国泰、唯一、抗建堂等三家影院首映，场场爆满。抗战胜利后，该片在上海大光明戏院连映40多天，创下了战后国产电影的最高卖座纪录。
抗战时期重庆电影之最
流动放映之最
由郭沫若任总队长的军委政治部“电影放映总队”和“中电”流动放映队，将电影送下乡，送进部队，映区广达十余省，形成了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流动（义务）放映网。
中外电影交流之最
苏联亚洲电影公司、美国米高梅、20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哥伦比亚等均在重庆设有发行机构。仅1944年，在重庆放映的870部影片中就有614部是外国影片。重庆也向苏、美、英、法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电影。
在重庆拍摄的第一部电影：1933年《歧途》，在道门口、原李家花园（今鹅岭公园）、川东师范学校（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取景；
诞生中国第一部谍战大片：《孤岛天堂》;
拍摄首部由日本战俘本色出演的电影：《东亚之光》;
开创中国纪录片摄制先河：《民族万岁》、《西藏巡礼》等先后问世；
▷《东亚之光》的编导何非光和摄影师罗及之
